前兩天跟一個做總體資產配置跟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朋友兼同事一起吃了午餐，進而有了下面的討論。 「真搞不懂最近的很多公司獲利率一直屢創新高，明明總體經濟成長的情況也只是還好而以。」他說。 「很簡單啊，公司只要一直消減成本就好了，成本下降，獲利率自然就上來了。」我回應。 「這應該不是常態吧？感覺有點危險，這樣會不會很容易投資太少，對公司未來的發展不好啊？」  

這陣子換日線在做有關「國際觀」的徵文，想了一下，自己實在是擠不出什麼東西好貢獻的，所以很快的就直接作罷。 說實在我一直是個很本土的小孩：小時候聽台語老歌長大，喜歡看布袋戲；大學時候才第一次出國（還是去超近的沖繩），在26歲來荷蘭前也從來沒有踏出亞洲；更沒有認識任何的外國朋友（唯一認識的外國人大概就是上兒童美語的美國老師）。對於我生長環境外的世界，幾乎可以說是一無所知，說實話也不是太在意。

大概是真的已經成為中年男子的原因，最近感覺生活中越來越多朋友開始有小孩了：雖然說蠻多自己台灣的朋友已經有小朋友了，但對長期在荷蘭生活的我來說，似乎還是蠻遙遠的。但現在生活在荷蘭的朋友一個個開始迎接新生命，我自己感覺還是蠻奇妙的。 我的重點其實不是要講這個感觸。

前幾天台灣有個令人感嘆的新聞：一個剛考上北一女的學生，在新學期僅僅開始五天的時候，就發生了墜樓的事件。大多數的人把這樣的悲劇歸咎於沈重的課業壓力；更有人認為家長過高的期望，是壓垮少女的最後一根稻草。

知名作家郝廣才在金鼎獎典禮上的爭議言論引起了軒然大波。已經有許多人對於他針對「外勞」的言論加以抨擊，所以身為台勞的我也不打算多說什麼。我想談談的，是他有關閱讀習慣的言論。

剛剛從一個conference回來，在conference中剛好有機會跟麥當勞的管理階層開會。在會議中，我們討論到麥當勞在歐洲及美國即將推出的外送服務。 「在美國，我們會跟UberEats合作；在德國，我們則是跟Foodora合作。其實我們在亞洲已經實行外送服務很久了，而在亞洲大部分的物流是in-house的。」他們說 「那為什麼你們在新推行的地區要使用第三方的服務而不是跟亞洲一樣in-house呢？」我問 「亞洲區in-house的原因主要是在勞動力便宜，加上物流設置比較容易。其他區域的話成本太高，利用第三方的服務比較合理。」 他們回答就這樣簡單的回應，證實了我一直以來的想法。

 最近換日線的一篇文章引發了許多討論。文章主要是在討論新聞台過於注重豬哥亮逝世的新聞，而幾乎沒有給中國正在上演的一帶一路大戲一點版面。 剛好跟老婆談到這個消息，因為她的工作關係，時常必須注意到新聞相關的議題。她馬上想到一個在荷蘭發生的事情：在海牙的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在經過八年的訴訟期後，在2016年3月24日宣判，NOS（荷蘭公共廣播公司）對這樣重大的新聞也藉由live stream跟live blog即時放送。但不巧的是，荷蘭的傳奇足球明星克魯伊夫（Johan Cruijff）也在當天病逝。因此NOS就停止了有關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的live blog，而開始了克魯伊夫逝世消息的live blog。NOS網站上也幾乎都是有關克魯伊夫的消息，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似乎瞬間變得無足輕重。 當然拿這兩個事件來比較是有點奇怪。

最近這幾天台灣最熱門的話題，大概就是全聯總裁徐重仁一席「年輕人不要計較薪水比別人低，好好工作，有一天老闆就會看到」、「現在台灣年輕人很會花錢」的話，引發了年輕世代極大的不滿。身為一個遠走他鄉的台勞，我完全可以理解現在年輕人的憤怒：低薪、高工時、瘋狂的房價，種種的一切都讓新的世代看不到未來。也因此所謂的『小確幸』當道：反正未來只是一片黑暗，不如出國旅遊、吃吃美食，上臉書打打卡，享受當下的快樂。